2024年3月5日，李强总理代表国务院在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总结了过去一年中国政府的主要工作和成绩，阐述了2024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和政策走向，并部署了2024年的政府工作任务。一份《报告》犹如一份施政纲领，读懂《报告》就是读懂未来一年的发展规划、目标方向和行动路线。为此，我院邀请到鲁建坤教授主持，凌晨教授、王春元副教授、田磊副教授、鲁玮骏老师和吴超老师五位青年学者进行解读，围绕“人工智能+”、政策协同与企业创新、培育“链主”企业、财政支出与特别国债、预算收支平衡等领域，引领大家更深入的剖析《报告》内涵，更准确的把握未来发展方向和趋势。
财政税务学院财政系主任、教授 凌晨
今年《报告》对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新要求，提出要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自2015年提出“互联网+”以来，近九年见证了一大批“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以及它们创造了几个亿的“互联网+”灵活就业，如：“互联网+金融”成就了支付宝、“互联网+出租车”成就了网约车......由此不禁让人产生联想，2024年提出的“人工智能+”将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革，是否会在未来9-10年里出现一些行业的颠覆性企业，例如：“人工智能+电网”，更进一步的结合我们所学专业，“人工智能+财税”、“人工智能+教育”等是否会产生颠覆性变化。以上这些对于我们学生未来的就业或创业方向都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总体来说，未来几年，我们的发展都要全面拥抱人工智能，加快形成以人工智能为引擎的新质生产力才最核心、最具竞争力！
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 王春元
今年《报告》中强调了“稳”、“创新”以及“新质生产力”。从财政角度来说，重点强调的就是要用好各类政策工具，在此前提下，还要考虑政策之间如何协调配合进而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结合自身长期的研究领域，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充分发挥税收优惠政策的协同效应，如：加计扣除政策和加速折旧政策协调组合的三重协同红利，技术引进税收优惠政策与加计扣除政策组合的协同效应。二是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如何进一步完善，分别从从事研发创新活动的企业和决策者角度进行分析。三是新质生产力关键的地方有两点。第一个是创新，技术创新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第二个是绿色，从社会健康发展角度来说，这个肯定是未来的一个主流发展方向；第三个是生产关系，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跟生产关系密切相关。总体来说，从财税专业发展角度来看，未来需要做的工作还是较多的。
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 田磊
今年的《报告》以及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释放出的信号表明，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回升向好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是国内需求的主体部分，而企业经营效益提升是拉动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根本力量。从产业链角度分析，一个企业的投资就是其他企业的需求，只要有一部分企业率先投资，通过产业链的传导，汇集到宏观层面，总投资、总需求就会渐次活跃起来，宏观经济就会日益恢复活力。因此，以“培育链主企业”为关键抓手，既可以有效推动产业链现代化进程，又可以刺激有效投资，提升产业链中相关企业的经营绩效，为扩大内需提供内生原动力。此外，我们国家现在整个的政策方向，其实都是以帮企业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但是从整体一般均衡的角度来看，未来可能更需要关注的是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
财政税务学院讲师 鲁玮骏
2024年的《报告》公布，去年经济增速为5.2%，今年为5%左右；2024年赤字率拟按3%安排，与2023年持平，赤字规模将达到4.06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800亿元；2024年还计划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9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000亿元；从2024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加快培育新产业新业态的形成，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先计划发行1万亿元。总体反映出以下三方面特征：一是今年实际财政支出力度较大。如果考虑2023年四季度增发的1万亿元国债中有5000亿元拟结转2024年使用，今年实际的特别国债额度超过1.5万亿元。因此，实际财政支出力度高于去年。二是专项债加力提效。《报告》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加力”与“提效”是并列的，更加强调后者。三是特别国债的发行节奏趋于灵活。由于2022年的基数较低，同样是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2024的难度将高于2023年。因此，未来的特别国债将保持灵活的发行节奏。
地方财政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吴超
综合往年政府工作报告情况和地方实际情况，今年《报告》中涉及预算在中央、省、市县三个方面可能有以下三方面表现：一是对全国预算收支平衡的表述趋于模糊。2022年比较好平衡、2023年还能够平衡、2024年就只提了“加入调入资金等”。从2023年开始，政府工作报告的描述越来越不清晰，对于怎么平衡预算收支并不能在年初确定。二是省级层面的收支平衡现象。2024年要维持预算执行过程相对平稳（国库司的角度），最重要的是保持收支平衡的“信心”和“稳定”。三是市县层面的收支平衡现象。在经济较为发达（特别是土地财政依赖度高）的市县，收支平衡难度更大。总体来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各类维持预算收支平衡的手段几乎用尽，之前年度藏起来的资金也大约用完，地方政府未来收入盘子弹性空间非常有限。在目前“先立后破”的现状下，短期内一些新的经济增长动能，比如新质生产力、低空经济等创新，能不能起到“立”起来，同时还要怎么“破”旧。再加上严重的结构性“收支矛盾”，期待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否会有突破性内容。
提问环节
学生问：2024年的《报告》中一大亮点是要发行特别国债，主要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从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角度看，在西部地区人口不断流出、政府支出重视投资效率、倡导“钱随人走”的背景下，未来的政府支出是否会继续向西部地区倾斜？如果不是的话和特别国债发行目的又相违背，这一矛盾该如何解决呢？
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教授 付文林答复：这个问题大的背景是中国大规模的流动劳动力，特别是从中西部地区来看，流动儿童的规模较大，有的不涉及异地上学，但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这一部分儿童的教育主要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和心理问题需要解决；二是随迁子女是否能够进入流入地的公立学校就读。就“钱随人走”这一问题，杭州做的是比较好的，但是这里面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财政的一个主题，即：流动人口的“钱随人走”的转移支付规模，主要是公用经费，这在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存在差异。所以可能涉及到未来的收入分配，不仅关乎个人和地区，财政当中的制度建设非常之多，如果感兴趣可以围绕“钱随人走”、流动人口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会上，参会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围绕《报告》中的不同领域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鲁建坤教授对五位学者的解读观点进行了系统性总结与提炼。他认为，当前的社会活力空间巨大，关键是怎么激发和增强。结合学者们的讨论，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怎么样从根本上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