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以来的货币、财政加杠杆给出了经济稳定的幻象，这让政府不愿意忍受改革阵痛。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理事会理事长、中国前财政部长楼继伟表示，“这样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买来的时间就浪费掉了，导致政策空间越来越小，最终需要在紧货币、紧财政的条件下进行改革，阵痛更加剧烈，更难凝聚共识，容易滑向左倾或者右倾的民粹主义。”
楼继伟是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午宴演讲上做出这一表述的。楼继伟称，目前全球面临总需求不足和总供给提升的障碍，如何良性的提高总需求、可持续性的改善总供给的能力，是近中期的关键。金融危机对各国造成了冲击和恢复过程缓慢，反映了相关国家总供给侧的脆弱性，也反映了全球化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脱全球性的冲击。
供给侧的脆弱性原因在于，过度管制、过高福利、民粹化倾向，造成了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灵活性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的动员能力不足和技术创新不足，导致总供给能力提升障碍。
楼继伟称，应对金融危机应当适度加杠杆，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加杠杆，并且利用好这一喘息时机，抓紧进行包括金融监管改进和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样可以改善总供给能力，推进结构性改革。但货币财政加杠杆却造成经济稳定的幻象，政府不愿意忍受改革阵痛，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买来的时间浪费掉了。楼继伟称，从全球角度，在此艰难时刻更需要关键政治家的担当和睿智，既能凝聚民心又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顺序推进改革，改善供给。
对于全球化面临的困境，楼继伟表示，全球化是资本、技术、可贸易产品和服务，以及劳动力、土地等跨疆域的配置，由于各国发展阶段的不同、人口结构的不同、自然条件的不同，全球化优化的资源配置是多赢的。同时，各种要素的流动性不足、流动性不同、流动性的形态也不同。过多的管制和壁垒会呈现双输或者多输的结果，短期跨境资本流动是不是很有好处，也是不确定的。“现在金融监管之下，大家也在考虑如何合作，对短期的跨境资本流动进行合作监管。”
楼继伟提出，全球协调的必要性再次凸显。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领导人面对共同的灾难，空前一致的加强了政策协调，但面对杠杆高企、生产率停滞、经济增长总体缓慢、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贸易摩擦加剧、民粹主义盛行，全球经济并未实现实质性的、可持续性复苏。但各国的政策空间在缩小，协调产生合力就更加必要。
“竞争性的降税有没有终点？过去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率是25%，在全球来看属于中等偏下，但现在已经逐步变成中高水平的税率了。”楼继伟举例称，“任何一国实行正的进境税和负的出境税能否奏效？现存的双边税收协定是不是要重新修订？中国有近100多个双边税收协定，要不要重新谈判？如果引起全球性的相互报复的政策是什么样的结局？”
楼继伟指出，以邻为壑、转嫁风险只会得到报复性的反击，改革、开放、合作是光明之路。“危机还可能触发另一种情景就是冲突和对抗，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我们处在十字路口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