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但企稳基础不牢。明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制定？
“经济下行压力依然相当大。”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12月12日财科院地方财政经济运行调研成果发布会上表示，调研结果显示，当前公共风险和财政风险均在上升，财政政策的空间在收窄，只有进一步扩展改革空间，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当前的“双升”困局。
“明年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公共风险和财政风险如何权衡、组合的问题。”刘尚希说。财政风险和公共风险需在新的水平上优化组合。
他表示，公共风险上升表现在经济风险、社会风险、结构性风险和改革风险四个方面。
经济风险方面，经济下行压力依然相当大，尽管经济有所回升，但从调研来看情况不容乐观。2017年要达到与2016年相同的经济增速，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社会风险也在加大，城镇化、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等对公共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当前公共服务的改革没跟上。从调研来看，养老保险当年收不抵支的情况不在少数，且有扩大趋势，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在加速，与经济转型升级、经济下行叠加，风险急剧扩大。
结构性风险主要表现为区域分化加剧。调研显示东部地区财政经济状况还不错，但中部、西部、尤其是东北不容乐观。东北人口外流、资金外流、信心缺失、改革进展不明显，可能落入发展的陷阱中难以自拔，需尽力避免。区域间协调发展的难度越来越大。不能以为一些地方经济发展不景气是临时性困难。
改革的风险在加大，改革的阻力也在加大，改革落地的难度在增加。中国要平稳地实现转型升级，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从调研来看，中央和地方形成合力至关重要，地方的积极性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必须充分予以调动。
他表示，通常公共风险扩大需要财政政策来化解，但是，目前财政风险也在上升。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市县财政收入在下降，财政收入负增长，财政支出又难以削减。地方要发展上项目、要推动城镇化、要进一步完善公共设施建设、要改善民生，使得收支缺口越来越大，只能通过举债解决。
他称，为防范财政风险，中央政府不断加强对地方政府性债务透明度、规范性的管理，尽管债务规模在增长上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地方政府举债的压力并没有减弱。如何既要控制债务风险，又使地方有施展的空间，是当前需解决的问题。
他认为，如何权衡公共风险和财政风险，使财政风险和公共风险在新的水平上形成最优组合，应是当前制定宏观政策、社会政策、财政政策的基本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