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国家治理与财税改革”主题论坛暨第三届中青年财政学者论坛在我校成功召开。会上，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贾俊雪教授报告了基于中国实践的财政分权理论。贾教授在相关问题提出以及典型事实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中国实践意义的财政分权理论，并做出完善的理论框架分析，提出基本的理论观点并据此提出一定的政策启示。
报告伊始，贾俊雪教授指出，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增长速度持续保持较高水平。理论界将其誉为“中国式的增长奇迹”，在这种背景下，大量的理论围绕这一现象尝试做出一定解释，迄今有两种主流观点得到认可，一种是以Weingast（1995, 2009）；Qian & Weingast（1995）；Qian & Roland（1998）等人提出的市场保护主义的财政联邦制，另一种是由Blanchard & Shleifer（2001）； Li & Zhou（2005）；Xu（2011）等人提出的政治晋升理论。两种理论模型均有简洁的逻辑链条，其中市场保护主义的财政联邦制度认为财政分权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政自主性，从而为地方政府带来财政收入激励，在这种激励制度下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去推动经济发展。政治晋升理论则认为干部晋升机制以GDP为主要考核目标，在政治激励下，地方政府会自发地发展本地经济。贾俊雪教授认为，虽然两种理论模型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解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但也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中市场保护主义的财政联邦制在理论假说和经验事实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不一致性，主要体现在无法解释财政承包制下，地方政府具有较大的财权，但是财政收支规模却持续下降，而当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权缩小，但是其收支规模却持续上升。同时市场保护的财政联邦制也忽视了不同改革时期地方纵向财政失衡的不同影响。同样，政治晋升理论也无法解释不同时期地方财政收支行为的变化。鉴于此，贾教授认为我们需要构建符合中国实践的财政分权理论。
接着贾教授根据经验事实提出了两种地方政府行为模式以及两种政府间财政关系。通过对一系列数据关系的呈现，贾教授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地方政府行为模式是“低收低支以及低债”，而在90年代中期以后，行为模式变化为“高支高收以及高债”。他认为出现这种变化主要在于90年代中期以前，地方政府倾向于低税负的竞争策略来“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发展，而这种低税负的策略使得地方财政收入下降进而导致财政支出规模下降。而1994年改革后，随着财权集中，支出分权不断扩大，进一步压缩了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空间，迫使其采用高支出的竞争策略，进而促使地方政府增加税收甚至引发大规模发债。而同样，由于9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财权过度下放，使得中央政府依赖于“逆向转移支付”即地方上解获取收入的分权模式。而在分税之后，随着财权上升，政府间财政关系又转化为借助于转移支付解决地方纵向财政失衡的分权模式。
贾教授在分析典型事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其基本观点：具体而言包括两个体制即行政管理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四个利益即公众利益、政治利益、财政利益和个人私利，三种机制即政治晋升机制、财政竞争机制和公共池机制，两种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即低税负低支出竞争和高投资高税负竞争，两种地方政府成本转嫁模式即低税成本转嫁和高支成本转嫁。进一步贾教授认为政治利益构成了地方政府的根本利益；财政分权模式决定了地方政府实现根本利益的手段和途径。在解释分权对经济增长的机制中，贾教授认为除了政治晋升机制以及财政竞争机制外，下一步研究可以考虑公共池机制，在不同的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低税成本转嫁以及高支成本转嫁。
最后，贾教授提出了一些政策启示。首先，依赖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难以继续，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空间有限；第二，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减弱，投资边际效应递减；第三，与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符。其次，财政政策应该实现转型，由供给侧改革入手，控制支出规模，减少政府干预，实现低支低税低债模式，尤其要注意降低中小企业税负。最后，财政体制改革要确立最优、可持续的分权模式。适当下放财权、上移事权，控制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形成收支责任更为匹配的分权格局。具体而言，事权要做到“有收有放”、总体集权，财权要做到“有放有收”、总体分权，对于转移支付而言，要做到控制规模、优化结构和资金的使用办法。最后贾教授也指出要防范两种不良倾向。其一，过分依赖财政体制改革，要注意改革次序、创造财政体制改革的先决及基础条件。其二，要警惕为改革而改革，在先决条件和基础条件不具备时，强行推广财政体制改革可能收效甚微甚至会适得其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