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亟需财税政策发挥积极作用。其中，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可以通过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提高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来实现扩大内需的战略目标。基于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这一自然实验，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2010-2018年数据，利用强度双重差分法（DID）与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个人所得税改革对消费的影响表明，2011年的以提高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为主要内容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但并未相应带来消费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增收效应只是带来了更多储蓄。鉴于此结论，下一阶段个人所得税改革应通过制度创新充分释放其增收效应，为“促消费”提供坚实物质基础。此外，应通过财税政策组合有效激发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达成“能消费”“敢消费”和“愿消费”，从而实现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战略目标。
本文选择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作为自然实验，基于其增收的改革目标和扩大内需的改革诉求，考察其对个体劳动者产生的收入效应及其对个体劳动者家庭消费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增收效应是明显的，尤其是对中低收入群体而言，增收效果非常显著。但随后的研究发现，居民收入增加并非源于个人所得税改革带来的劳动供给激励，而是主要来自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和税率级距调整带来的收入转移效应。不仅如此，本文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以增收为目标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并未改变个体劳动者家庭消费行为，改革的扩大内需效应不显著，改革带来的增收基本转化为个体劳动者家庭的储蓄。
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新发展阶段继续通过增收实现扩大内需的政策选择具有重要启示。当前旨在增加居民收入的政策措施的确产生了收入效应，且主要受益群体为中低收入群体。这一政策效果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居民收入状况，为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提供了物质基础。就此而言，党的二十大和202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税收调节收入力度，肯定是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举措。但旨在“能消费”的政策选择也需要进一步优化。一方面，旨在提高居民收入的财政政策应充分发挥杠杆撬动作用，否则在财政紧平衡的现实约束下，势必造成改革巨大的财政压力。换句话讲，应通过制度创新构建有效的激励结构，充分释放“能消费”相关政策的收入效应，为增强消费提供强大支撑。另一方面，从“能消费”的政策成效看，增收不是目标，消费才是提高居民效用的途径。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多重风险交织，个体劳动者及其家庭存在着很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如果没有配套改革消除居民的顾虑，旨在增收的公共政策和改革只会带来更多的储蓄，结果不仅是居民效用没有增进，而且还会造成内循环不畅。可见，厘清抑制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因素对于促进消费潜力释放、畅通经济循环至关重要。
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新发展阶段深化改革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不难发现，旨在“促消费”的政策仅是扩大内需的中间环节，应将扩大内需改革嵌入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框架中进行优化设计。这就要求，为实现“促消费”目标，需要构建居民“能消费”“敢消费”的政策组合，即通过各类政策协调配合，进一步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鉴于居民增加预防性储蓄以应对不确定性冲击的理性选择，深化改革应该以提升居民抗风险能力为重要方向。就制度建设而言，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通过增加普惠性公共品的供给，减少居民支出，确保居民没有后顾之忧，进而由“能消费”实现“敢消费”。二是鉴于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目标群体主要是中低收入群体具有风险脆弱性特征，可采取财税政策组合精准施策，其中关键一环是多措并举实现其“稳就业”。虽然文中并未涉及“稳就业”的相关讨论，但通过经验事实、已有研究均易得知，确保“六稳”“六保”中的“稳就业”，依然是提升中低收入群体抗风险能力的核心任务。这也是改革当下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在制度建设方面需要重点关注并着力推进的领域。对中低收入群体而言，通过制度设计提升就业能力、稳定就业预期，可以有效阻断不确定性冲击对其消费行为的抑制作用。对此，在制度建设方面，需要增加各类培训服务，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就业能力，同时通过“保市场主体”的“涓滴效应”进一步拓展就业岗位。唯有如此，才能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内需空间，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高质量发展。
